万众创新： 政策风口开放 中关村效应显著 十项新政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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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刊》记者李光金

改革和创新已成为2015年中国经济调整的两大主题。

“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结构不合理。最终，要实现经济结构调整，自主创新是唯一的途径。例如，我们的“中国制造”口号已被宣传多年，但它始终以数量取胜。”北京工商大学教授、经济学家梁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表示。

据《时代周刊》记者统计，在2014年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关于创新的讨论多达9次，仅在11月和12月，就有3次直接谈到“人人创新”，涉及到减轻小微企业负担、在更大范围内推进中关村(000931，古巴)试点政策、加快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建设现代政府、下大决心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搜索2014年国务院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文章，也有4篇相关文章。

“你是新的，新的，新的。”减轻负担、制定政策和改革体制——一个关于创新的顶层设计已经逐渐浮出水面。2015年，机构红利的发放将继续加速创新。

中关村效应

示范区是中国创新的孵化器。

时钟拨回到2009年3月20日。为应对金融危机，转变发展方式，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挥科技支撑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宣布中国首个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正式成立。

此后，2009年12月、2011年3月、2014年6月和10月，武汉东湖、上海张江、广东深圳和江苏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相继获批。

“设立示范区的目的不是创造多大的产值，更重要的是探索相关制度和机制的改革。”天津滨海新区发展战略研究小组组长、国家发改委土地开发与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表示。

由肖锦程撰写规划方案的天津滨海新区迎来了新一轮的制度红利。2014年12月，国务院批准了《天津市人民政府科技部关于支持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请求》，同意支持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天津市科委相关部门负责人告诉《时代周刊》，天津示范区的大部分系统设计来自北京中关村。

作为中国第一个高科技园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一直被视为中国自主创新的一面旗帜。统计显示，这里每年的风险投资案例和投资额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2013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主题的第九次集体学习，把课堂转移到中关村，要求“我们要抓住和利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不能等待、观望、懈怠。”“第一次走出红墙”这一最高层次的集体研究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

由此可见，在中关村孵化的许多创新型企业具有辐射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力，它们成功的秘诀被反复分析和诠释。中关村的增长模式实际上代表了中国许多地方的延伸路径，从一条街道到一个公园，由一个企业带动整个行业。

上述天津市科委相关部门负责人对《时代周刊》表示，虽然天津的申请已经获得批准，但尚未进入实施阶段。“有关批复的细节还没有下发到各部门，如何设置相关机构，如何调配人员，还需要市委、市政府安排。”

《时代周刊》记者从天津政务网上看到，在2014年12月25日召开的天津经济工作会议上，“以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龙头，加大科技创新推广力度”被列入2015年工作计划，仅次于自由贸易区建设。

肖金成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滨海新区最初规划时，就有科技创新的规划。然而，在开始时，它想把重点放在转变上。后来觉得R&D和改造结合的效果比较好，所以后来两者结合了。与中关村相比，天津滨海拥有众多大型企业的优势，这些企业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R&D的高投入和独特的优势。”

《时代周刊》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除新成立的天津示范区外，首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数据显示，2013年，中关村高科技企业总收入为3.05万亿元，同比增长22%，约占全国高新区的七分之一。每万元增加值能耗为0.079吨标准煤，约为北京的五分之一，中国的十分之一。

今年前三季度，其他示范区累计企业总收入、工业投资和公共财政贡献均不同于悲观的经济形势，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

从审批频率和空的布局来看，在新经济常态的演变中，创新型中国的“引擎”已经从试点进入量产阶段。也可以预测，中关村效应将继续发酵。

制度创新红利

事实上，更重要的是，中关村作为“深化改革的先导区和创新开放的先导区”，为中国的创新动力探索了政策渠道。自2010年以来，国家在中关村试行了一系列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如财政、税收、人才激励和科研资助等。

“我认为中关村的自主创新比体制机制改革要好。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以示范区的形式促进创新，主要是通过体制和机制改革帮助企业创新。”肖金成告诉《时代周刊》记者，北京中关村就是这种情况，天津自主创新示范区也是如此。“在这一领域取得成功经验后，可以在全国推广，产生的效益将显示雪球效应”。

2014年12月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部署，要在更大范围内推进中关村试点政策，加快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进一步鼓励群众创业创新。会议决定进一步推进中关村试点的10项政策，其中6项政策面向全国，4项政策面向全国自主创新示范区、合芜蚌自主创新试验区和绵阳科学城。

推广到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四项政策包括:一是给予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股权奖励可以在五年内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二是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企业投资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超过2年的，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三是转让非专有许可使用权超过5年的，将参照技术转让给予所得税减免；第四，允许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向个人股东转让其股本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在5年内分期缴纳。

在大众创业时代，股权激励已经成为许多初创企业普遍采用的方式。根据现行税法，企业以股份或出资形式奖励技术人员时，获奖个人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但股权奖励不同于现金奖励。对于技术人员来说，他们可能很难支付一次性税款。为此，2011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委在中关村实施了股权奖励个人分期纳税政策。

政策实施后，如果技术人员从企业获得价值50万元的股权奖励。5年内，如果没有股权转让，就不需要缴纳税款，但5年期满后，就要缴纳一次性税款。如果价值30万元的股票在第二年转让，应纳税所得额为30万元。

对于非自主创新示范区来说，他们也享受着中关村带来的制度创新红利。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向全国推进的六项政策包括:加快推进已确定推进的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改革，通过股权转让代理制度对未上市中小企业进行股权融资，扩大税前扣除R&D费用的范围，此次推进股权和分红激励，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科技成果的使用和处置，收入管理改革。这些政策的核心是放松和鼓励，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创新和创业热情的“乘法”。

以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为例。其政策要点是下放中央机构一次性处置800万元以下科技成果的权力，由所在单位自主处置，处置结果报财政部备案；二是处置科技成果和对外投资形成的初始处置股权收入，扣除奖励资金后，由单位按比例留成。

这对进一步盘活我国大量机构的闲置资源具有重要意义。这项政策实施后，中关村示范区的科技成果转移得到了推进。数据显示，2011-2013年，北京市中央和地方高校及科研机构共有1531个技术转移项目(科技成果处置)，大量科研成果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需要进一步清除障碍

缺乏创新仍然是中国面临的现实。

在创新方面，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提出了“全民创新”的新理念，并多次得到强调。

学术界在比较不同国家科技创新水平和能力时常用的量化指标包括专利申请数量、科技论文数量、研发投入和研究人员数量。

2012年，中国的专利申请总量首次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2002年，中国的专利申请总量还不到2012年的10%，位居世界第七。

然而，中国每百万人口的专利申请数量仅为韩国和日本的10%左右，不到美国的30%，明显低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和德国。

梁对《时代周刊》记者说:“我认为李总理提出的创新并不是每个人简单意义上的创新。不仅重视大企业的创新，也重视中小企业的创新。相关政策不应只关注大企业。我们还必须重视中小企业。”

据统计，大约三分之二的新发明创造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而微软、苹果、阿里巴巴、百度等高科技公司最早都是由小企业孵化出来的。中小企业具有“小舟容易回头”的优势，具有空.之前的创新精神和实力

创新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梁说:“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新涵盖许多方面，如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对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进行基础理论和重大科技创新，因为这方面的创新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而且没有利润，而企业和个人需要在转型领域做些事情。首先，对重大科技成果中的技术进行消化和开发，并应用于与公共生活相关的领域；其次，我们必须保证产品质量。在某种程度上，“好质量”也是创新；最后，学会成为一个品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在这方面，国内企业做得还不够。”

梁认为，政府最重要的是创造一个创新的环境。他说，一旦政府想增加信息供给，对于许多市场参与者来说，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有限，这不利于创新，而政府部门掌握着大量的信息资源。其次，它们推动了金融体系的改革。现在，许多中小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融资。对他们来说，及时获得风险投资资金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有必要理顺这方面的机制。

专利保护的弱点一直是阻碍中国创新的一块顽石。“为了加强专利保护，许多公司利用大量的投资研究成果容易被窃取。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人愿意创新。”梁告诉《时代周刊》记者，我们应该跟上发达国家。在欧洲、美国、日本和韩国，盗版和假冒现象几乎被禁止，因为它们建立了严格的专利保护法律法规，并严厉打击侵权行为。我们还应该加大对侵权者的惩罚力度，惩罚他们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