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青年典范：乾隆也玩CO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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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六十年间，他的武功达到顶峰，称自己为“完美老人”。

也许正是因为“完美”，皇帝留下了非常规行为的痕迹。例如，他每次南游时画的地图可以称为现代版的“旅行策略”；他喜欢随时做笔记，富春山居图被“悲惨地”镌刻在30多个地方；他一生热爱文学和艺术，写了40，000多首诗，但不幸的是，没有一首是留给后代的。他也喜欢在画中把自己装扮成菩萨、学者、草药医生等等。除了虚拟角色扮演，他还在生活中扮演多重角色，如诗人、画家、收藏家、鉴赏家、景观设计领导者、博物馆馆长等...

演菩萨是乾隆的创举

据了解，2013年，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主办的“石泉甘龙”吸引了许多游客。一些观众说他们笑着看完了整个旅程。乾隆的艺术品味奇怪吗？他为什么热衷于做笔记和画地图？清朝的皇帝有打扮的习惯吗？他是不是像电视剧里描述的那样“忙于后宫事务”？

《时代周刊》记者采访了于培金博士。近年来，余培金主要从事清代宫廷文化和南宋官窑的研究。

时代周刊:为什么甘龙喜欢在他的画中装扮成不同朝代和身份的人？

余玉佩:其实，“角色扮演”并不是乾隆的第一个倡议。他的祖父康熙和他的父亲雍正也玩过礼服。雍正曾在画中装扮成法国人，戴假发打老虎；明代也有一些，但大多与政务有关，因为从皇帝的角度来看，穿上异装画与宣传自己、展示政治形象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乾隆穿得很多，因为他活得久了，因为他真的很向往宫外的文人生活。

甘龙的服装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他对绘画世界的向往。例如，清代画家冷梅的《赏月》赢得了他的心，他命令画家把它复制一遍，然后把自己在画中的主要人物替换掉。坐在树根椅上赏月，取名“高宗赏月”；又如明代的《雪夜读书》，甘龙亲自临摹，并命画家画入其中，体验了文人在雪夜寒窗中苦读的情景。另一件衣服是，虽然模仿以前的绘画布局和风格，画中的主要人物和他们周围的场景成为乾隆和他的真实生活。如“清代画李鸿是一幅两画轴”是由宋代画改为的，但目前甘龙周围的家具和人物是真实的。因此，与其说这是一种变装模仿，不如说是他对理想文人生活的向往。

《时代周刊》:还有一幅“高宗洗象图”，是模仿明代丁彭云的“洗象图”。甘龙实际上打扮成菩萨。

余佩金:哈，不只是这次他扮演菩萨的角色。他收到的许多唐卡作品都装扮成菩萨。演菩萨的确是乾隆的创举。像雍正一样，他最多只扮演一个和尚的角色，从来没有扮演过菩萨的角色。此外，据说这幅画是由一位西方画家所作，这主要是因为乾隆正面临着一个比他的前辈更具异国情调和多元文化的时代。这是一种传达和接受邻国和外国种族的策略，通过肖像来接近不同的宗教和西方世界，从而创造一种美好的关系。

时代周刊:慈禧也喜欢打扮成观音？

余培金:慈禧的一些行为是向乾隆学习的，乾隆的影响从慈禧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当时，袁世凯即位，想烧陶瓷；他知道北宋最好的陶瓷是汝窑，但他害怕北宋是亡国的象征，想创造与康雍同样繁荣的时代，所以他最后模仿乾隆烧珐琅。

乾隆晚上必须看一个小时的文物

《时代周刊》:甘龙从小就喜欢艺术吗？

余佩金:他真的很喜欢。在他登基之前，他经常和画家接触，比如唐岱。有学者研究过，每天下午5点到6点是乾隆研究文物的专用时间。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台北紫禁城工作)不一定每天都去看文物。因此，我相信每天的训练会让他积累很多知识，然后把它转化成独特的艺术品味。

《时代周刊》:谁对乾隆影响最大？

余玉佩:康熙爷爷受的教育最大；经常跟随他的画家和工匠董邦达和郎世宁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此外，西方传教士直接敦促他在圆明园修建一些西方建筑。甘龙的老师蔡世源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他曾写过《三溪堂录》，其中提到他的书房“三溪堂”是模仿老师的书房“希尔堂”而建的，并从中表达了超越老师的思想。

时代周刊:你认为甘龙的艺术品味有点奇怪吗？

余佩金:我个人觉得乾隆很有味道。我们不要谈论器皿的历史。首先，他喜欢更精致的东西。比如帝王瓷就这么多，乾隆最喜欢青瓷，简单大方，烧得最好。只是有时候，作为一个皇帝，他需要展示多样性和兼容性，所以他把各种展品放在一起。但是我相信他有自己的爱好。

《时代周刊》:乾隆本人的艺术水平如何？

余佩金:你看，他从小就练习书法，但他还是很努力。虽然与伟大的书法家有差距，但也是好的。

乾隆南巡的“旅游战略”

时代周刊:它已经执政很长时间了，而且有很多南方巡演，所以电视剧对甘龙大惊小怪是合理的？

余佩金:甘龙的偶像是爷爷。他必须做爷爷做过的每一件事，但他不敢贸然超越爷爷。它是否合理取决于如何编纂，但在官方的非官方历史中，有许多关于甘龙本人生活经历的说法和解释。回到历史上，乾隆非常重视南巡。乾隆四十九年，他写道，回顾他的统治，最重要的两件事是西师(在西方作战)和南巡。南方一直是人文学科繁荣的地方。乾隆是北方来的外国人，他非常热爱文学和艺术。当然，他应该学习南方文化，争取南方文人。

《时代周刊》:他在南巡时也做了一些让现代人很亲切的事情，即他去了那里，画了一张规划图，回来后画了一张路线图，编成了《南巡路线图》、《南巡大典》等。这真的像是一种旅行策略。

余培金:是的，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它完全是一个导游。这就是我们策划展览时的想法。如何将文物与时代脉搏联系起来？当然，作为一个皇帝，计划旅游是非常合理的；至于回皇宫，那是因为甘龙是一个喜欢记录自己痕迹的人。他觉得他可以从每次旅行中学到很多。当然，更有趣的是，乾隆南巡的地方后来成了当时人们的旅游胜地。

时代周刊:他也喜欢随身带着古画，在现场进行比较？

余佩金:他只是想看看古人是不是画得像。那时，没有电视和电脑，只有这样，皇帝才能满足他强烈的好奇心。更有趣的是，一旦古人画得好，他们立即要求题字。例如，富春山居图题写了30多首诗，其中一些直接刻在画心。不管怎样，他大概认为文物属于他，所以他可以随意做笔记。康熙和雍正也写过碑文，但没有这么多。最简单的解释是乾隆真的很喜欢它；另一个原因是他相信这些流传下来的文物可以通过他展示文明。他曾在帝国体系中提到，他希望吸收古代文明，然后创造出超越前人的另一种文明。

《时代周刊》:除了前人的作品题词，甘龙也被怀疑是一座“山寨”。展览中有一个红色双层牡丹盘，上面刻有“清代乾隆古董”和“明代永乐年制”字样。为什么乾隆有这种“贪婪”？

于培金:其实这不只是个人行为，玄德经常这样做。他大概真的觉得永乐的瓷器很美，于是他学玄德用自己的钱代替永乐的钱；这在他的皇家诗歌中有所体现。

《时代周刊》:今天的甘龙若还是一个文学青年。过去，一些皇帝热爱文学和艺术，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如李煜和宋徽宗，经常放弃他们的政治事务。为什么乾隆能兼顾两者？

余佩金:因为他立志要成为一个全能的皇帝，你可以从他的《完美老人的宝藏》中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