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颠覆性创新的擂台赛才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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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人们看不见。

无论是微软刚刚发布的可穿戴增强现实设备全息镜头，还是谷歌子公司波士顿动力公司(Boston Dynamics)发布的“机器狗”(Robot Dog)，还是广汽科技发布的马丁飞行喷气包(Martin Flying Jet Bag)，给人的印象应该是它只会出现在科幻电影中。

如今，这些产品实际上是被创造出来的，并将在未来继续影响人们的生活和社会运作。我们可以预见到一些事情或规则正在发生变化，但是我们无法知道这些变化从何而来，将会走向何方。

因此，我们拿出本期《国家经济地理》的版面，希望为这些创新和变化做一个备份。当我们看到这些科幻产品并挖掘出它们背后颠覆性的创新动力时，我们惊讶地发现:未来主义者、《奇异点逼近》的作者雷？库兹韦尔描述的奇点真的即将到来。

雷。库兹韦尔认为，随着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几何级数发展，人工智能将超越人类，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新时代。

更重要的是，在奔向这一奇点的过程中，一批“黑色技术”公司的崛起使中国摆脱了过去的“追逐者”角色，开始在某些领域引领创新。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创新制度设计基本上采用了“成果转化”的路径模式，但实践的结果却令人震惊；相反，没有太多资源支持的深圳，依靠“需求驱动”模式，走上了自主创新之路。

然而，在科技竞争的新阶段，“需求驱动”模式过于注重应用层面，涉及基础创新层面的问题较少出现，“源头创新”的需求进一步凸显，触及到科技创新机制创新的制度问题。

幸运的是，当人们开始推崇深圳模式时，深圳悄然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布局源头创新，实现了“需求拉动”和“成果转化”的双引擎创新驱动战略。

深圳布局的源头创新采取“政府帮助民营”的方式，以“民营非企业”的公益性组织为组织实施源头创新的主体，选择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有针对性的布局，并很快形成一批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力的新型科研机构。

这些以创新为根本使命的民营科研机构，在深圳形成了一支创新的生力军，如华大基因研究院、广汽先进科技研究院、中国创新能源研究院，这些都是短短几年内产生巨大能量的典型例子。

这也再次证实，在中国，创新的成功大多不是技术的胜利，消除阻碍创新的制度因素比实现技术本身更重要。深圳的成功在于制度创新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