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宏观观察：不应放弃改革 但放弃稳增长万万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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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已经开始。我们怎样才能让中国经济这艘大船稳步前进，变得更好？

首先要明确的是，我们不必担心中国经济的崩溃。2014年底，这一轮“房地产市场崩溃论”、“中国金融危机论”和“中国经济崩溃论”应该不止一个。2015年，我们将开始新的航行。

2014年，在政治上，强有力的反腐败不仅传达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锐意进取的决心和意志，也显示了他们坚定有力的执行力；同时，决策层也明确了“依法治国”的大方向，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得以实践。至此，低调的“中国式政治改革”实际上已经开始并有了光明的前景，“法治中国”有望为包括经济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建立顶层设计保障。

在经济上，2014年，面对经济低迷，政府仍然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主线，不仅大力推进改革，努力简化行政和下放权力，逐步打破垄断；它还果断出台了国务院第43号文件，规范地方债务行为，使地方债务由灰色走向透明，由无法律依据、无规则走向法律规则，由不规范走向规范，由行政走向市场，由无风险管理走向管理。地方债务改革的意义不亚于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可以说，中国金融危机的大部分已经消除。

已经变得令人担忧的房地产风险也在下降,“改变空空间的时间”的战略开始显现成效。尽管一些人誓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将在2014年崩溃，但2014年还是出人意料。

也许失败的预测不在于理论家们对空立场的一致看法，而在于缺乏对市场的准确判断。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住房价值实际上仍处于相对合理的水平:首先，从住房价值与gdp的比较来看，中国、日本和美国的比例分别为4.1倍、5.3倍和2.5倍。如果中国谈论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崩溃，日本应该再次崩溃，在中国之前崩溃；其次，中国过去十年的房价涨幅实际上并没有超过其他国家:2000年至2009年间，中国的平均房价上涨了134%；相比之下，日本的房价在1960年至1969年间上涨了287%；第三，中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住房需求每年仍在10亿平方米左右。然而，在其他国家房价上涨期间，他们的城市化率远远高于我们目前的水平。

截至2014年11月，13个城市花了16个月时间翻新新房，与前期相比有所下降。2014年前10个月，300个城市住宅用地交易面积同比下降31%，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6%。2015年，新住宅建筑的供应将不可避免地减少。

考虑到去库存化、新的供应支持以及降息的明显效果，本轮房地产崩盘的警报也解除了。预计2015年下半年新的供应压力甚至可能不足。如果啤酒中有太多泡沫，你可以去除泡沫或加入啤酒。人们用危机来消除泡沫，而中国人不妨用发展来增加啤酒。所有的道路都以较低的成本通向同一个目标，为什么不呢？！

金融危机和房地产市场危机已经消除，利益受到法治改革的阻碍。通过实现“人”的城市化，拉动了内需，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为中国的金融和经济保驾护航。“中国崩溃论”可以暂时关闭...

这不容易！三十多年来，中国一直高速发展。迄今为止，中国已经避免了泡沫危机和金融动荡，这绝对是一个奇迹。它比日本的尖子生和“东亚的四所小学”要好。

不幸的是，隐藏比隐藏容易。房地产市场危机和地方金融危机是每个人都关注的两大危机。此外，还有两个国家相对隐藏且几乎不设防的风险:第一，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导致的经济衰退风险；第二，人口红利迅速消退和未富先老可能会导致经济活力丧失。这两支“黑箭”已经射向中国经济，我们必须在2015年采取充分的预防措施。

全要素生产率风险是指增长完全依赖于投入，效率很低，以致投入耗尽后经济突然崩溃。典型的例子是前苏联和东亚。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问题，它们在快速增长后都突然崩溃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达到峰值，进入21世纪后逐渐下降。统计结果显示，2010年后，它甚至迅速下降到负增长水平。这是作者非常担心的风险。有人说中国经济衰退是正常的，也就是说，是时候衰退了。然而，研究表明，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低速增长，其中85%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全要素生产率由正变负，这是最深层次的原因。

未富先老的风险是指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导致的经济活力下降。没有一个老龄化国家能够保持其经济活力，更不用说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移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对30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告别高速增长之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6000美元。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10，000美元，所以我们需要在增长的时候进行调整。原因是什么？目前，中国60岁以上人口约占15%，预计2020年将超过20%，2013年甚至可能达到四分之一。中国以前的人口红利突然变成了今天的人口债务。对于经济增长而言，人口债务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也是日本经济崩溃的真正罪魁祸首。

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超过老龄化的增长，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梦是梦还是现实？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一切都将为人所知。2015年的失败非常重要。

2015年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如何定位？学者们的观点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主张从供给方面发挥力量，改善供给，提升经济结构。也就是说，它主张通过改革促进发展，如打破垄断、搞活市场、给企业减税等等。第二，主张从需求方面发力，适度刺激需求，帮助经济渡过难关。也就是说，它主张保持增长，比如要求降低RRR利率、降低利率、增加政府投资、放松房地产调控等等。哪个观点是正确的？

以史为鉴，我们可以知道兴衰。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历史。从1970年到1983年，美国“滞胀”了13年。在经济学中，“滞胀”是指增长停滞、失业率上升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经济现象。后来的研究表明，美国经济低迷的根本原因是科技创新的低潮、出口贸易份额的下降和实体经济增长点的缺乏，而以赤字为基础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以货币供给为基础的货币政策的“失败”是美国经济“扩张”的幕后推手。

为解决“滞胀”问题，当时美国有三大经济学家学派:供给学派主张增加供给以抑制成本上升；凯恩斯主义需求学派主张刺激需求应该首先解决“停滞”问题；货币学派认为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个货币问题，因此主张首先调整货币政策的目标。美国政府采取了哪些实际措施？当时，美国政府并没有单独接受某一学派的理论，而是综合了各种学派的观点:将凯恩斯的需求理论作为宏观调控的基础；通过减税和放松供应学派的市场控制来促进科技创新；在货币学派的全面控制下稳定货币市场。最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再次以高科技产业的崛起引领世界经济。

回顾中国的现状，美国的启示是，促进改革和稳定增长、改善供给和刺激需求的供给学派和需求学派不是绝对对立的，也不是谁对谁错的，但二者都是重要的，可以均衡统一地吸收。作者曾写道，目前中国的经济政策有两个方面:一是“促进改革”，二是“稳定增长”。当谈到哪边重，哪边轻时，作者认为这是不确定的。这必须取决于具体情况。当经济衰退时，它可能倾向于“稳定增长”，当经济稳定时，它可能倾向于“促进改革”。这也是新政府一贯强调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灵活性和审慎性。

因此，在2015年，寻求推进改革和稳定增长之间的平衡应该是中国宏观调控的基调。然而，笔者认为，与2014年相比，2015年的宏观调控可能偏向于“稳定增长”，这将略多一些。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大多数现有的改革刚刚开始。在2015年看到明显的改革红利是不现实的。中国经济持续放缓的压力仍然相对较大。出于“保底”的需要，降低标准、降息、稳定房地产市场、加快基础设施项目审批等措施仍应陆续出台。其次，正在进行的改革和经济放缓可能会过早暴露中国的经济风险。例如，地方债务改革有利于整体风险消除和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但在短期内，它可能会使地方政府缺乏增长动力甚至游手好闲。如何确保地方政府的发展势头不衰减是一个新课题。另一个例子是，自2014年以来，由于利润大幅下降，高杠杆企业部门的偿付能力一直处于压力之下，企业的违约风险可能会转移到影子银行系统和正规银行部门。为了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必须保持适当的流动性和一定的经济增长率。第三，在中国经济转型的痛苦时期，中国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模式来取代传统的增长模式，改革是以传统模式为刀的。如果刀砍得太快太狠，改造不成功，企业就会死，这是不值得损失的。

总的来说，中国放弃推进改革肯定是错误的，但放弃稳定增长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具体来说，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可能定为7%。稳定增长，推进改革；整体考虑，均衡长度；这样，我们将继续向未来全面转型。路，不能走；但是只要有路，我们就必须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