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力短板”制约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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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像我们的邻国日本和韩国一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还是像巴西、阿根廷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长期停滞？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所执行主任李实一直在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并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了专门研究。他认为，中国很可能在未来五六年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同时也存在无法跨越的风险，其中有三大风险值得特别关注:收入差距过大、创新乏力和高等教育滞后。

五、六年后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商报:上个月，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中国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你认为这个问题怎么样？

李实:从中国经济的现状来看，我认为很难判断中国在未来5到10年内会陷入多少中等收入陷阱，因为给出一个量化指标是不容易的，无论是30%还是50%，70%还是80%。

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等收入国家意味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000美元到12000美元之间。2014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7500美元，属于中高收入国家。

我们计算过，如果中国能保持7%的增长率，它可能在2020年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因为世界银行的收入标准是以美元来衡量的，美元是一个名义值，加上3%的国内通胀率，而且因为它涉及到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如果人民币每年继续升值2%左右，那么中国很有可能在五六年内进入高收入行列。

从现在开始，在未来几年里，8%的经济增长率是不可能的，6%还是可以实现的。即使不到6%，可以达到5%，中国也将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仅在几年后。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其长期年经济增长率不到1%，甚至是负增长。尽管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将低于过去的高增长时期，但如果能保持稳定的中速增长，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然而，这并不是说没有风险，任何国家或经济体的发展进程都可能被各种内部或外部不利因素所中断。

最大的风险在于收入差距

《每日新闻》: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风险或挑战是什么？

李实:大量国际研究文件表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与收入差距密切相关。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教授斯科特罗泽尔(Scottrozelle)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中，有些国家后来成为高收入国家，如韩国，还有一些国家长期被困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这两个国家最大的区别是，当时他们的收入差距不同，后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比前一个国家大得多。根据他收集的数据，前一个国家的平均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是0.33，而后一个国家是0.47。可以说，一些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收入差距过大和收入分配不公。

收入差距过大通过几种影响机制导致经济增长停滞。首先，收入差距过大影响消费，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其次，如果收入差距过大，就会出现大量的低收入人群和贫困人群，他们很难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进行更多的投资。如果人力资本积累跟不上，经济结构在进一步升级时将受到人力资本短缺的制约。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劳动力是初中或初中以下，他们将很难获得高收入的机会，整个经济将没有足够的增长势头。

此外，过度的收入差距可能导致民粹主义政策，尤其是在几个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短期行为。为了满足底层选民的实际需要，可能将大量财政资金投入短期公共项目，而不考虑与长期经济发展相关的公共投资项目，导致长期经济发展后劲不足。

收入差距过大还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和犯罪率上升，从而导致投资风险增加，不利于外资进入，引发国内资本外流，导致投资需求不足和经济增长停滞。总之，过度的收入差距和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将对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稳定和长期增长产生巨大影响，并增加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就中国而言，虽然收入差距过大，收入不平等现象存在，但政府确实在努力做一些补救工作，如增加民生支出、增加社会保障投资、增加转移支付等。，这将缓解收入分配的矛盾。另一方面，中国的收入差距不同于许多国家。像美国一样，在过去的20年里，收入增长基本上是由高收入人群获得的，而低收入人群的实际收入，尤其是最低收入的25%，基本上没有增加。

相比之下，中国就不同了。虽然收入差距在扩大，同时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也在增加，绝对贫困人口在减少，但他们的收入并没有高收入人群快。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差距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将会减弱。但是，如果出现经济衰退等突发事件，收入差距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就会凸显出来。

日报:现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蛋糕越来越大，越来越慢，这对分蛋糕的智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对新常态下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什么看法？有更多的阻力吗？

李实:新经济常态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有挑战也有机遇。在经济放缓时期，政府应该特别关注贫富差距，想方设法缩小收入差距，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虽然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但应确保民生开支不会受到挤压。如果贫困和低收入人群能够分享更多的经济增长成果，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将会减弱。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为了建立一个标准化的收入秩序，考虑到经济成分的复杂性，统一的分配制度是不可能的。如果是分权化，则取决于政府对市场的管理程度，如何通过制度建设来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保障，如何通过机制建设来调节高收入人群的合法收入，从而避免牟取暴利的机会，减少通过权力和垄断获取非法收入的机会。

缺乏创新能力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缺点

每日新闻: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除了收入差距，你认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其他关键因素是什么？

李实:这就是创新。创新能力是我们所缺乏的，也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缺点。这个短板有很多问题。首先，虽然大型国有企业占据了大量的资源，包括金融资源和其他各种资源，但它们的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310328，基金栏)明显不足；民营企业基本上被夹在夹缝中，只想生存，没有创新能力。更糟糕的是教育系统。我们的教育基本上不培养创新人才。我们做什么呢如今，大学生变得非常实惠，只是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一份高薪的工作，而不想要其他任何东西，职业规划和职业发展。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都缺乏创新环境，难以培养创新人才。正如钱颖一教授所说，我们所培养的人才的平均水平并不差，但差异太小。也就是说，一流的太少了。

大学教育的改革非常迫切，虽然还不明显。因为我们过去从低收入水平到中等收入水平，那个阶段对创新的要求不高，所以你只需要模仿它。但是一旦你达到高收入水平，此时你需要创新。没有创新，你就不能实现高水平的发展。但目前，整个教育体系已经变得非常僵化和官僚化，这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如果创新人才无法培养，创新的源泉在哪里？没有创新，一个国家如何才能达到高收入水平？

创新能否做好，不仅是一个科技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的问题。科斯说中国缺乏意识形态市场，他指出了问题的症结。创造一个让更多人能够自由讨论和参与的社会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机制来引导和鼓励人们创新。过去，这些问题被相对容易的经济增长所掩盖。只要投入资源，增加就业，就能带来经济增长。现在，在这样一个阶段，人们的潜力和创造力必须得到激发。此时，对创新有了更高的要求。

除了巨大的收入差距和缺乏创新，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三个风险是高等教育的严重滞后。让我们把它与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是中等收入国家，然后在10年或20年后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国家进行比较。最明显的是韩国。20世纪90年代初，当韩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我们相似时，高等教育的入学率接近50%。自那以后，韩国一直在继续增加教育投资，以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目前，韩国高等教育入学率超过8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5万美元。

然而，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为30%。不仅数量不足，教育质量也需要提高。还有我们的农民工，一个2.7亿人的庞大群体，其中70%到80%是初中生。将近2亿人是初中生。如果没有再教育和培训的机会，他们就很难提高劳动生产率。高收入与高劳动生产率相关联。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他们很难把收入提高到一个高水平。

这些问题非常重要，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但从现在开始需要改变。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2000美元，进入高收入行列并不困难。但是很难达到3万美元和4万美元。即使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0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也有许多长期停滞不前的情况，例如东欧的一些国家。10年后，中国很可能成为一些缺乏创新能力、生活水平不高、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