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是中国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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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祁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发展，实施“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夯实基础、绿色发展，推进绿色消费，珍惜森林、草原、河流、湿地等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绿色财富。

可以说，绿色发展是中国的必然选择。长期以来，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其代价是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过度破坏。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中国的环境问题开始在当地蔓延。起初，问题主要是大中城市的河流断面和空气污染。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环境污染开始向近海水域和农村地区扩散，生态破坏的范围继续扩大。据统计，我国中度和重度污染海域占近海海域的31%以上。七条主要河流和水系都有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和其他环境问题，越来越多的河流变得不适合农业灌溉和饮用。此外，由于过度放牧、滥伐森林、陡坡耕作和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中国土地荒漠化和水土流失的严重问题更加令人震惊。

绿色发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风险结构日益复杂，人类面临的风险和影响日益增加，这在世界上是不可避免的。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绿色发展道路上有着特殊的背景。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能源资源禀赋总体状况是“富煤、贫油、少气”，已探明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剩余可采储量分别居世界第13位和第17位。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人均资源稀缺可以说是罕见的，自然系统的承载边界相对较低，但发展任务极其艰巨。

此外，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根据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一个国家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任务，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以机械制造、钢铁和能源为代表的重化工业将长期处于快速增长通道。可见，重化工业和汽车工业仍将是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只有当发达国家走完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对环境保护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才开始进入工业化进程，物质财富积累不足。与此同时，劳动力成本飙升、贫富差距拉大、群体性事件增多、商业贿赂等问题在中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了现实威胁。

正是在上述特殊背景下，我国在绿色发展道路上面临着特殊的风险。

首先，缺乏经验加剧了系统故障的风险。总结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他们所走的道路是先发展经济制度，然后促进社会制度的发展。这时，自然系统还没有形成发展的瓶颈；在积累了可观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后，我有意愿和能力改善自然系统，实际上存在一个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们要解决的是如何跨越经济发展阶段实现绿色发展。在这方面，我们基本上没有经验可循。

其次，经济系统发展能力的缺乏加剧了系统失衡的风险。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一些曾经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产业和方式将被抛弃，但新的增长动力来源(600405，股票栏)不明确，增长动力不足，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到较低水平。经济增长的下降也限制了我们对自然和社会系统的投资，这可能导致转型的延迟。从中短期来看，模式转变可能带来结构性失业，这将成为一个低人力资本存量社会至少长期存在的系统性经济风险的重要因素；同时，如果再就业机制设计不当或效率低下，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群体将遭受更大的损失，这可能带来新一轮的剥夺，导致社会风险激增。

最后，缺乏自我进化能力可能会进一步导致政府越位，增加转型成本。在中国，市场不能在经济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社会组织不发达，社会治理体系不完善。长期以来，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一直非常严重。在这种客观背景下，再加上缺乏国际经验可循，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政府的越位，导致转型成本的增加。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发展环境和可能存在的特殊风险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我认为，我们应该依靠三个基本概念和思想，即三个时期是相互联系的，三个系统是均衡发展的，三种力量是包容增长的。

这三个时期是指短期、中期和长期，每个时期都应设定具体的任务和指标。三大体系强调经济、社会和自然体系的再平衡，以避免新的失衡。三种力量的包容性增长是指政府、市场和社会。在这三种力量中，中国目前的社会力量是薄弱的。在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相对活跃，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政府未能很好履行职责的作用，有效支持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相比之下，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非常短暂的缺陷，迫切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