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域经济分化严重 近期稳定还需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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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省际经济差异是世界经济运行缓慢、商品价格下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产能严重过剩的结果。

●从中长期来看，省域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各地区形成更加均衡的经济结构，摆脱对单一传统产业的过度依赖，形成持续经济增长的自我维持能力。这需要在政府一级进行设计和改革，并维护市场环境。这也离不开市场层面的不断积累和创新，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经济投资稳定，始终依赖创新。下一步，政策的关键是要兼顾近期的稳定增长和长期的创新创业和产业升级。

实现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目标，离不开区域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2015年第一季度，由于国民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区域经济运行趋势出现分化。东慢西快，但中西部速度大幅放缓，中西部经济结构不平衡，抗风险能力不强。因此，近期需要投资来稳定经济，而长期发展取决于创新。

省域经济发展差异加大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省级发展呈现出“东慢西快”的格局。从经济增长率来看，今年第一季度，全国平均增长率低于7%的10个省中，有5个属于东部省份，其中辽宁只增长了1.9%；然而，重庆、贵州和西藏的经济增长率均超过10%，居全国经济之首。但是，如果我们得出“东慢西快”的结论，即使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比东部地区强，那也是简单化和表面化的。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省不同，发展基础和条件也不同，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形成有其历史和现实原因。如果不考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国多年来的经济和工业发展阶段，仅仅通过比较一个季度的数据是不可能得出科学结论的。

事实上，金融危机前后，西部地区的加速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主要原因如下:一是新世纪以来，国家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第二，发展水平低往往意味着空未来的发展更大。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的标准，中国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的高收入省份是:北京、天津、上海和江苏；其余省份的人均收入在4000至12000美元之间，属于中高收入水平。随着基础设施、产业转移、西部大开发等政策的完善，各种因素加速了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我国中西部地区具备了保持快速增长的条件。

目前，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已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在中西部地区多年加速发展的背景下，目前所谓“东慢西快”的分析，主要应该看当地经济较高时的下降速度。按省划分，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山东、河南、广东、广西、甘肃、贵州、青海、宁夏和新疆有14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其中，北京、上海、江苏经济结构合理，发展水平高，经济转型升级进展迅速，经济发展相对稳定。然而，贵州、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区相对孤立，受外部环境影响相对较小。天津、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福建、湖北、湖南、海南、重庆、四川、云南、西藏、陕西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天津、河北、吉林、黑龙江等地受到节能环保的硬约束和对重工业的高度依赖，而其他省份则较为合理的下降了此前大规模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带来的高速增长。下降幅度超过10个百分点的省份是山西和辽宁。根本原因是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单一。可以看出，虽然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仍快于东部地区，但中西部地区的下降幅度明显大于东部地区。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结构不平衡，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强，如果不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增长率的下降趋势可能会加快。

结构差异是省域差异的主要原因

中国省际经济差异是世界经济运行水平低、商品价格下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产能严重过剩的结果。此外，各省之间经济表现差异的原因如下:

首先，产业结构的差异导致经济增长的差异。首先，中西部地区普遍偏向于二次生产。2013年，第二产业比重超过50%的省份有15个，其中中西部省份有10个；第三产业比重超过45%的省份有8个，其中东部省份有6个。其次，受国内外需求和产能过剩的影响，对重工业高度依赖的省份经济迅速下滑。一季度，矿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分别下降14.5%和61%，两个制造业均呈现正增长。随着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加快，东部地区的一些企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乃至海外转移，使得江西、重庆等中西部省份的经济增长率仍处于较高水平。

第二，国有企业占多数的省份经济状况不佳。在新经济正常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相对其他类型的企业而言更为糟糕。今年一季度，规模以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同比分别下降6.8%和29.3%，主营业务利润率仅为4.51%，大致相当于规模为国有企业三倍的股份制企业。上述三项指标分别比国有企业高9.5、24.1和0.43个百分点，外资和民营企业优于股份制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比重较大的省份自然面临更大的经济困难。东北三省国有企业资产占全省的60%，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国有经济效益的下降影响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虽然中西部一些省份的国有经济也占有较高的比重，但许多省份凭借资源近、成本低的优势，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弥补了国有经济下滑的差距，实现了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例如，安徽、江西、湖南、湖北、重庆和贵州的经济增长率仍高于8%，尽管也有明显下降。

第三，不同的金融结构导致各省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首先，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和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截至2013年底，东部地区管理58.9%的银行资产，全国银行网点占39.5%，其他地区银行网点占比高于资产占比，中西部地区银行机构存贷款余额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其次，不同的经济阶段需要不同类型的金融服务。在经济上升期，企业倾向于选择银行主导的债务融资，而在经济下降期，尤其是经营困难的企业，更倾向于通过股权融资度过难关。因此，从宏观上看，各省股权融资规模大、比例高的地区更有利于经济稳定增长。2015年第一季度，在各省增量社会融资中，北京、上海、江苏和广东的股市融资规模超过200亿元，占全国股市融资的53%。相反，吉林省、海南省、甘肃省和青海省的间接融资占地方gdp的比重超过50%。由于间接融资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特征，自去年以来，银行陆续收回了煤炭、钢铁、建材等领域的贷款，不利于地方企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稳定发展。

协调省域经济发展需要投资和创新

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高度重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保持稳定增长、促进改革、调整、惠民、防风险的综合平衡，调动各方积极性，狠抓工作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增加公共支出，货币政策应注意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重视投资的关键作用，推进财税、金融、投融资体制的整体改革，解决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市政项目和房地产行业部分资金流通不畅的问题。

从近期来看，这意味着防止经济下滑和抓紧实施改革将成为下一步经济工作的重点，基础设施投资将成为稳定增长的重要着力点。特别是基本覆盖各省的新三大战略的实施，将在近期对区域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预计未来6年京津冀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将投入42万亿元。建设与“一带一路”战略相关的“铁公基”、能源运输管网和贸易园区；与长江经济带战略相关的基础设施升级和加密；与京津冀协调发展战略相关的交通一体化、城市地下管网、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和转移将成为省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然而，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传统产业周期带来的经济低迷和地区分化的压力。

从中长期来看，省域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各地区形成更加均衡的经济结构，摆脱对单一传统产业的过度依赖，形成持续经济增长的自我维持能力。因此，要培育适合本地情况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把各省建设成为更加依赖内部消费需求、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体制改革、相互关联的完整经济的重要环节。这需要在政府一级进行设计和改革，并维护市场环境。这也离不开市场层面的不断积累和创新，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特别是在山西、陕西、内蒙古、新疆、贵州、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煤炭、钢铁、石油等传统产业的升级需要政府、市场和金融的支持，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国家中长期战略的真正成效需要一个过程。

经济在投资上是稳定的，并且总是依赖于创新。下一步，政策的关键是要兼顾近期的稳定增长和长期的创新创业和产业升级。近年来，投资的关键是选择正确的投资方向，筹集资金，创新管理。农村道路、城市地下管网、生态环境保护和缓解城市疾病的区域城市一体化是主要的投资方向，而ppp等新的资金筹集和应用方法是主要的探索方向。从中长期来看，要建设一个透明、服务型、高效、易于监管的政府，划分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打破区域经济分割，建设产业互补、市场统一、良性互动的区域经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完善管理不善的国有企业市场退出机制，保护各类企业的产权和知识产权，建立健全全社会诚信信息库，为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创造全方位环境；加强国家级重大科技创新的投入和应用，示范和引领全社会的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加强教育和科技体制改革，从根本上为持续创新提供制度环境和人力资源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