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新常态下的中国发展道路

本篇文章6241字，读完约16分钟

郭莲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统计显示，1978年至2014年的36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1倍以上，年均增长10%，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左右；总的来说，人们的生活已经达到小康水平。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下降到1000多万，绝对贫困率从30%下降到1%以下。它是世界上唯一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减半目标的国家。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总体全面放缓，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对推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谷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长期的发展道路和经验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解读。发展道路可以用来总结一个国家过去的发展进程，也可以用来描述一个国家为实现未来某个目标(如从中等收入国家成为高收入国家)而采取的规划方法。研究中国的发展道路，必须总结中国的经验，即从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或中高收入国家的基本路径、基本方法和制度安排；第二，我们应该研究中国如何从目前的发展阶段(中高收入)顺利地继续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各种方法、政策或制度的集合(或战略选择)。

中国的发展道路

基本经验

尽管国内外学者和政要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中国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理论基础、主要内容、现实意义和历史局限性，但由于立场和分析角度的不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解读和理解存在很大差异。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过去30年的现代化实践中，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外交等方面创造性地形成的，形成这些制度的基本路径可以概括为中国的发展道路。简而言之，中国发展道路的本质是:不盲目照搬国外发展道路和模式，实现社会稳定，坚持对外开放，借鉴国外成功发展经验，同时立足中国国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中国可以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它除了依赖大规模的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和有效的制度创新外，还与立足本国国情的独特的改革开放和发展道路密切相关。虽然世界上有不少发展中国家追求对外开放，具有后发优势，但像中国这样保持长期高速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多见，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选择的改革模式和发展道路。主要经验可以总结如下:

(1)政治和社会稳定:在3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始终追求以社会稳定为第一要务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制度保障。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不同，中国有一个强大的政党和在这个政党领导下的强大政府，特别是一个权威的中央政府，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政治前提。

(二)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成为中国改革战略最生动的表述。中国几乎所有的改革战略都是以“试验”的方式进行的:首先，选择几个地区进行“试点”，观察其具体效果，然后决定是否将具体的改革措施推广到全国。这条改革道路极大地缓解了社会矛盾，避免了新旧体制的激烈碰撞，有效地保证了具体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

(三)政府主导型经济改革: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实质是建立完善高效的市场经济，但中国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始终坚持“政府干预为辅，市场调节为主体”的改革方向，反对和防范“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市场万能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虽然我们不能否认西方发达国家在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在中国人口多、基础差、法治观念弱、历史文化差异大等基本国情下，试图建立类似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来调控经济显然是不现实的。这三个基本经验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实践中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不照搬西方的独特经验。它们对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继续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仍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经济范式为中国提供了一条发展道路

带来新的挑战

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起飞期(如工业化的中前期)，经济增长的促进主要依靠大规模的要素禀赋优势和物质资本投资，如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大规模的投资扩张等。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由于“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这一客观经济规律的存在，单纯依靠要素禀赋和物质资本投资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从高速增长向以结构优化和技术升级为特征的中高速增长转变，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变，将成为当前和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从各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经验来看，与中国相似，当一个国家完成其早期工业化，即处于中高收入发展阶段(工业化中后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4000 ~ 12000美元)时，其经济发展将面临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发达国家已经跨越了这个阶段。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在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再到高收入的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出下降趋势。

研究追赶型国家，不仅有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的韩国和俄罗斯，还有徘徊已久的阿根廷和巴西。具体来说，韩国用了8年(1988-1996)、俄罗斯用了7年(2004-2011)、阿根廷用了21年(1990-2011)和巴西用了16年(1995-2011)才跨越了这个阶段。中等收入国家容易陷入增长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产业发展往往介于低收入国家主导的成熟产业和高收入国家主导的新兴高技术产业之间，产业发展同时受到低收入国家激烈的市场竞争和高收入国家新兴产业技术优势的挤压。换句话说，产业升级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极其重要。如果持续的高经济增长不能带来工业竞争力和技术水平的稳步提高，它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长期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两大主要动力来自投资和出口，这两大引擎明显放缓。一方面，依靠大规模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首先，持续的高投资必然会导致资本边际收益水平的降低，并且存在一个客观的经济规律，即投资对经济的影响递减；其次，中国投资的很大一部分属于房地产及相关产业。房地产具有粗放式发展的特点，给环境带来巨大压力的同时，也严重挤压了居民消费，降低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另一方面，过分依赖贸易扩张和大规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维持。首先，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张是基于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和其他生产要素价格的急剧上升,“人口红利”效应逐渐减弱，仅依靠价格优势在国际市场竞争的空越来越小。其次，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进入了艰难缓慢的复苏和调整期。目前，各国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竞争性货币贬值，这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难以实现快速扩张。第三，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产生了许多有利影响，但跨国公司很难转让核心技术，其促进国内产业升级的作用有限。

总的来说，如果中国现有的发展道路不进行战略性调整，将无法顺利实现产业升级，因为创新激励不足，技术进步缓慢。一方面，由于国内要素成本的上升和低收入国家竞争者的压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将逐渐消失；另一方面，在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和难以建立自身有效激励机制的情况下，资本密集型产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优势和竞争力，难以形成强大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新常态下如何提高

中国的发展道路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30多年来，中国在发展道路上仍然存在各种隐忧和挑战。中国的发展道路不是一个完整的发展模式，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新常态下完善中国发展道路，核心是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基本思路是由“两个过度依赖”向“两个依赖”转变，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扩大内需，内需的扩大和升级主要依靠扩大消费需求，同时主要依靠自主创新能力，而不是过度投入资源和资本。这种增长势头的变化要求对原有的分配格局和激励机制进行重大调整，建立新的分配格局和激励机制，加快制约产业升级和扩大内需的重要经济体制改革。

(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在规范成熟的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调节收入分配；(2)纠正市场失灵；(3)维护司法公正；(4)限制垄断，鼓励竞争；(五)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6)宏观调控。本届政府的缺位主要表现在:收入分配调整不到位；需要改进对市场失灵及其收益的监测；需要加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需要建立服务型政府文化；必须更好地维护公平的市场规范和规则；需要建立一个独立于行政干预的司法系统。政府越位主要表现在对不具有自然垄断性质、不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和资源的过度干预。

因此，首先要澄清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及其权利的界限。政府需要改变过去作为社会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定位，保持公平游戏规则的顺利运行。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不涉及国计民生的领域，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引入多元化投资主体。二是更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控制市场失灵。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服务和社会管理，进一步提升危机条件下的公共管理能力和动员资源、组织应急的模式。第四，在尊重民主的基础上引导健康的文化和社会氛围。第五，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更加高效公平的司法体系。

(二)缩小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来，高速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三大差距对社会发展的巨大负面影响，但可以相信，在下一阶段(从十二五时期开始)，随着中国从高速向中高速发展，这些差距将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障碍。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将来自技术进步和居民消费，而缩小差距具有明显的帕累托改进效应，在某一点缩小差距可能比在许多点增加投资具有更大的增长效应。如果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拉大，长期不改善，将对扩大消费形成明显的制约。

首先，可以采取以下政策和措施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第一，要消除不公平机会，加快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均等化，加大政府对在职和非在职公民培训的投入，建立城乡平等的社会保障、社会医疗和失业保险制度。第二，加大扩大就业的刺激力度，建立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金融服务机构，鼓励发展民间社会中介服务组织。第三，促进劳动力市场全面发展，严格执行新劳动法，提高员工工资，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取缔和打击非法和灰色收入。第四，增加垄断行业和一些非创新暴利行业的税收，增加收入的再分配和调整。第五，增加农民收入，完善土地制度和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增加农业补贴。

其次，我们可以通过培育新的区域增长点来缩小地区差距。中部地区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产业基础好，市场潜力大，已具备加快发展的有利条件，可以将中部崛起战略提升为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为了保持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一个有效的途径是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周边中部地区的转移，利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使其重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沿海地区的发展进程，同时促进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

(3)鼓励科技创新，提高产业竞争力，走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的低成本优势将逐渐丧失。要提高R&D能力，重视人力资本，升级产业，培育新的竞争优势。20世纪80年代，韩国和巴西的差距并不大。1978年爆发的能源危机也对韩国产生了巨大影响，韩国失去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然而，韩国主动寻求变革，通过实施“科技立国”战略促进产业升级，最终完成了从轻工业到技术密集型重工业的转变，实现了从“技术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变。目前，科技创新对韩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0%。

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大教育科研投入，提高教育质量，培养优秀科技创新人才和团队，为科研创新积累坚实基础；第二，要改革教育和科研管理体制，创新科研激励方法和手段，一方面为科研人员提供一个良好宽松的科研环境；另一方面，政府主导的科研管理体制转变为市场驱动的企业自发创新机制，以市场需求为基础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加强了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的沟通和互动，提高了科研成果的推广效率。

鼓励自主科技创新主要是减少对非自主创新的过度激励，因为只要有比自主创新更多的激励(如对外资和房地产的过度激励)，对自主创新的投资就不会增加，相反会减少。因此，政府应该改善激励环境或方向。第一，降低国有资本在战略性竞争产业中的比重，充分发挥民间资本在产业升级中的重要作用。第二，利用资本市场促进自主创新。将剩余社会资本引入股票市场，与产业升级相结合，促进产业竞争力的提高。

(4)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解决“三农”问题、促进中国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战略。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不仅是城镇规模的简单扩张，也是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城市化质量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城市产业集聚和技术创新能力增强。二是农村产业与城市产业技术创新的合作不断加强，融合速度加快，带动了农村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第三，随着城乡产业融合，城乡教育、就业、社会保障、户籍等制度性障碍逐步消除，最终实现城乡资源共享。第四，城乡生活方式逐渐融合，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去农村”现象更加明显。第五，城乡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型城镇化涉及土地制度、城市管理、区域发展、农业现代化等方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对政府的经济和社会科学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目前，中国大约有2亿半城市化居民(农民工)。他们将是农民转变为公民的主要群体。加快市民化进程，一方面可以实施大规模的农民工安居工程，利用政府权力为农民工建立经济适用房；另一方面，可以鼓励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

(五)全面提高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作为中国发展的两大根本动力，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和深水区。面对深层次矛盾和发展瓶颈，有必要通过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推进国内体制改革，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再造一个开放的红利期。首先，在服务业，中国的开放程度仍然很低，资本、人力、技术等因素的流动仍然存在障碍。推进国际国内市场深度融合，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整合全球资源，实现国内外资源优化配置，加快国际经济合作，参与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国际竞争，培育新的增长点。第二，在引进外资方面，一方面优化投资的产业和区域结构，另一方面，通过投资协议谈判参与国际投资规则的重构，并“强制”国内配套制度的改革；在对外投资方面，要加快外资支持体系建设，建立信息统计和咨询服务体系，支持本地境外投资中介机构发展，多层次解决企业走出去的融资问题，鼓励不同所有制企业联合走出去。第三，在对外贸易中，要完善现有的对外贸易管理体系，建立以质量和效益为导向的贸易促进体系和全方位的开放格局，以适应国际高标准的贸易规则体系，形成基于价值链的贸易发展战略，实现从“参与者”到“领导者”的角色转变，从以数量扩张为主的贸易大国向以质量提升为主的贸易大国转变。第四，在国际金融领域，我们坚持参与国际金融机构治理、扩大东亚货币合作和人民币国际化，以实现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提高新兴市场话语权、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为目标。同时，国内金融改革与国际金融战略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

(作者是中国发展银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