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不变”具有深厚“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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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进入新常态，社会进入转型期，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旧体制得到改革。这是中国社会避免被权贵和利益集团绑架和俘虏，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转型发展的秘诀。

坚持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坚持依法保护私营企业产权的政策，坚持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的政策。五一前夕，政治局会议研究了当前的经济形势，特别强调“三不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外部需求萎缩，各种内部矛盾趋同，经济运行趋势趋异。虽然经济运行仍在合理的轨道和范围内，但下行压力仍较大。今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增加。如何走出中国经济结构改革过程中的“硬着陆”，已经成为政策制定者最为关心的问题。

不久前，巴菲特和芒格被问及他们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巴菲特说:“中国迄今取得的成就简直是奇迹。”我很难相信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能发展得这么快，简直太快了。中国已经找到了释放潜力的方法。”芒格进一步指出:“我是中国的球迷，我为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喝彩。”的确，在许多西方观察家看来，从工业文明到地理发现，任何大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验之路都不能适用于中国。

中国的改革将走向何方？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改革的基本方向。中国的改革哲学和“先易后难”的政治智慧告诉我们，容易改变的就要改变，我们面临着一个更长、更艰难的改革之旅。最困难的改革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将政府手中的权力归还给市场和个人。道路很简单，一个权力有限的政府有助于扩大个人和经济行为的自由。

在过去30年的奇迹背后，放松管制激发了社会活力和人们的创造力，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今天，中国已经通过改革进入深水区，仍然需要在更大程度上把政府的权力和责任转移到市场。无论是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还是收入分配等“关键领域”的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它是否符合人民的意愿。改革就是不断地将权力归还给个人，以提高效率。首先，有必要对财产权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并通过保护财产权来定位每个人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正如彼得·鲍尔的经典著作所说，这是衡量经济发展活力的最佳标准。

一个强大而文明的国家不仅基于经济规模，还必须基于信仰、法律制度和契约精神。全民创业和创新可以给个人更多的自由，让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的选择承担更多的责任，每个人都有机会公平地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是一个国家实现繁荣与和谐的唯一途径。在这一过程中，产权被明确界定为市场经济的基石，政府的公共权力受到约束，市场机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公共权力只能在公共服务的轨道上运行。面对私人合法财产，公共权力必须被锁在制度的牢笼中。只有限制行政权力被滥用于私人用途，财产权和民主权利的定义才能得到保护。然而，很明显，我们在某些阶段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过去受益于行政权力的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将成为最大的阻力。私人滥用公共权力扭曲了市场机制，滋生了寻租和腐败，成为阻碍发展和改革的难点，甚至伤害了人心，动摇了党的执政基础。

过去30年来，事实证明，中国经济的成功之一在于其弹性——长期保持体系的灵活性和可改革性。经济进入新常态，社会进入转型期。改革越来越不适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旧体制是中国社会的秘密，以避免被利益集团绑架和俘虏，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并在转型和发展中取得成功。只有这样，才能期待适应新的发展阶段的重大改革取得成功，才能充分释放改革的红利。

(作者是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中心研究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