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小莹：国有银行高管“离职”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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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英

在《时代周刊》最后一期(330号)b02版中，由《时代周刊》特约记者向南署名的文章《中央企业“限薪令”多米诺骨牌:当前国有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流动》，引起了多方的热烈讨论。本文描述了中国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国有银行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近期变化，并得出结论:国有银行中高层管理人员纷纷离职，前往股份制银行或民营银行担任要职，这是中央企业“限薪令”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结果。

笔者认为，项南的文章存在许多盲点和误区，尤其是将“薪酬限制”理解为国有银行中高层管理人员辞职的主要原因，这与事实不符。

首先，所谓“限薪令”是指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工资限额的对象是中央企业的中央管理负责人，主要包括董事长、党委书记(党委书记)、总经理(总裁、总裁等)。)，监事(监事会主席)和其他副职负责人。国有银行中层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的工资不包括在这个“工资限额令”中。

至于中国银行苏州分行和昆山分行行长的离职，显然不是“国有银行高管离职潮”的有效案例。也许我们在当地工作的朋友认为这些职位是“高端”职位。然而，对于像中国银行这样的大银行来说，相关的头寸已经很基本了。分行行长和低层经理的“恐慌”是一种幻觉。在金融改革背景下，股份制银行、民营银行、外资银行、网络金融等新兴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迅速崛起，以及较高的薪酬和相关待遇，是国有银行管理者离职的重要原因。

其次，五大银行的八名高管离职，大部分是年龄和工作调动造成的，不一定与薪酬限制有关。就中国银行而言，3月6日，中国银行前副行长岳毅辞职，现为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行长；前中银香港总裁和广北因年龄原因退休。3月26日，中国银行信贷管理公司原董事詹因工作期满辞职。4月2日，中国银行原副行长朱淑敏因工作调动辞职。就中国建设银行而言，1月5日，中国建设银行原副行长胡·因年龄原因退休；3月10日，原建行副行长朱洪波辞职，不是因为“限薪令”，而是调任光大集团党委副书记。

第三，即使没有“限薪令”的出台和实施，国有银行员工离职也是银行间人才竞争的必然结果。

最后，中央企业的“工资限额令”不仅针对国有银行，还包括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负责人。目前，除金融业外，国有企业的高管还没有经历过辞职潮。

过去，国有银行的员工流动率很低。今天，在金融市场化和自由化改革的大趋势下，各类机构都想在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这需要通过从国有银行挖更多的人才来实现。对于金融业的人才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好处。

(作者是吉林大学法学硕士，曾任前瞻网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