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落实“四个全面” 努力提高政府监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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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局出发，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四个综合性”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相互联系。

学习“四个全面”最重要的是贯彻落实。多年来，由于缺乏推进改革所需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以及相应的评估体系，许多领域的改革没有取得明显进展，有些方面可能仍处于停滞状态。摘要:结合具体的监理工作，通过比较中外具体的评价值，探讨提高我国监理质量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以及相应的评估指标和方法，以供参考。

国家治理的重要内涵:政府监督质量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是政府监督的质量，广义的政府监督应包括政府对产品质量、交通运输、环境污染、医疗卫生、金融服务等领域的监督。为了评价各国的治理状况，世界银行建立了一个涵盖法律或司法效力、监督质量、政府效力、腐败控制和政治稳定的量化参数评价模型。在这个已经实施了15年的全球治理指数模型中，世界银行将政府监管的质量定义为:发布和实施有效的政策和监管规则，以允许和促进非公共领域的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持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和增加税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的非公有制部分，涉及我国大多数中小企业和大众创新领域。在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下，研究中国政府监管质量与世界各国的差距，提高政府监管质量，对于鼓励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促进创新、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政府监管质量的评价与比较

政府监管质量是世界银行全球治理的六大指标之一。在过去的15年里，世界银行每年都对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监管质量进行定量评估。

(a)主要高收入国家政府监督的质量。从1996年到2013年，英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和德国等六个主要高收入发达国家的政府监管质量得分显示，英国和荷兰在20世纪90年代末领先于发达国家，得分为90分。新世纪伊始，这一数字大幅下降，近年来又重新回到了复苏的轨道；澳大利亚在1996年得分最低，只有74.7分。然而，在过去的15年中，它持续显著增长了11.1%，2013年达到85.8分，不仅是最高的累计增幅，也是2013年的最高分；在过去的15年里，加拿大的累计分数增加了5.7%，累计增幅仅次于澳大利亚。2013年，它获得84.2分，排名第四；瑞士在2013年获得83.3分，排名第五；在过去的15年中，德国的累积得分增加了3.5%，在累积增长中排名第三，在2013年以81.0分排名第六。2013年6个国家政府监管评价得分均超过80分。

(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政府监管质量得分。从1996年到2013年，美国、法国、日本、西班牙、韩国和意大利等6个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监管质量得分显示，世界最大经济体和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的监管质量自2000年以来一直在逐步下降，2013年的得分仅略高于75分；尽管法国和日本在上世纪末的得分较低，但从1996年到2013年的15年中，得分的累计增幅分别高达4.4%和8.3%；2013年，韩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分别在六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三。2013年，6个发达国家政府监管质量得分在70分左右。

从1996年到2013年，新加坡、香港、台湾、日本和韩国的监管质量得分显示，新加坡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东亚发达经济体的监管质量趋势中处于领先地位:从1996年到2013年，它们的平均得分分别高达88.3分和88.1分，在东亚发达经济体中排名第一，超过6个国家得分超过80分。

综合经济监管质量得分可知，从1996年到2013年，美国、新加坡、英国和西班牙的累计得分降幅最大，分别为6.6%、5.7%、5.1%和4.3%。同期累计增幅最大的是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加拿大和法国，分别为11.1%、10.0%和8.3%

(3)主要发展中国家监管质量得分比较。从1996年到2013年，土耳其、墨西哥、巴西、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7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监管质量得分统计显示，这7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监管质量差异较大，其中土耳其和墨西哥近年来得分近60分，巴西近年来得分超过50分；2005年至2012年，中国排名第四，但2013年第四的位置被印度尼西亚取代；俄罗斯和印度分别排名第六和第七。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监管得分相对较低，甚至在1996年至2013年的15年中得分最高的土耳其和墨西哥，得分也分别只有65.4分和55.7分，表明主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经济体在监管质量方面仍有很大差距。

政府监管质量得分与人均收入的关系

从主要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监管质量得分可以看出，这些得分与相应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收入直接相关。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监管质量评价得分排名相当于相应的人均收入排名，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超过70%。两者之间的高度相关性表明，政府监管评价得分越高，国民人均收入就越高；同样，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社会对政府监管质量的要求也有所提高。

浅析我国政府监管质量评估结果

从1996年到2002年，中国政府监管得分持续大幅下降，累计下降7.9%，仅次于印尼同期的16.7%；从2002年到2005年，分数持续大幅上升，累计上升了8.0%，仅次于日本同期的15.0%。在过去的10年里，如此巨大的先降后升的局面在32个国家和地区是罕见的；从2005年到2008年，它先是略有下降，然后回升到原来的水平；从2008年到2013年，它又回到了持续下降的轨道，累计下降了3.6%，仅次于同期美国的5.5%和意大利的3.7%。

从1996年到2002年，中国监管得分持续下降的原因应该与为应对东亚金融危机而持续发行国债有关；2002年至2005年的持续增长与2002年境外人民币预期流入中国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关。然而，2005年至2008年，特别是2006年至2008年的低回收率，可能与中国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宏观调控政策有关；从2008年到2011年的下降可能与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4万亿”计划有关；然而，从2011年到2013年的进一步加速下滑令人困惑。

2013年，中国的监管质量世界排名与中国的人均收入世界排名差距很大。前者比后者低34位，表明中国在提高监管质量方面有很大潜力，而监管质量的提高对非公有制经济和整体经济发展有很大潜力。

“两个百年”:中国监理质量的评价目标和提升路线图

为了全面评价和提高我国政府的监管质量，我们制定了“二百年”期间推进我国监管质量提高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近年来，新加坡和香港的监管质量得分接近90%，不仅明显高于东亚其他三个发达经济体，也高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因此，很难达到或接近新加坡和香港在2013年至2021年的8年间的得分，甚至接近台湾、日本和韩国在2013年的平均得分70。这是因为澳大利亚和韩国这两个从1996年到2013年在32个国家和地区的监督质量得分年均增幅最大的国家，在15年里分别只增长了0.74%和0.67%。即使到2021年中国与台湾、日本和韩国的差距要缩小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和一半，中国的监管质量得分也需要在2013年至2021年期间分别提高0.86%、1.15%和1.73%，这明显高于上述韩国和澳大利亚1996年至2013年的年均增幅。此外，1.73%的平均年增长率相当于上述澳大利亚0.74%的平均年增长率的2.3倍。到2021年，要在2013年缩小mainland China与台湾、日韩之间的差距相当困难。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四个全面”的关键在于实施，实施的关键在于具体的路线图、时间表和相应的评估方法。近年来，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并没有减轻。鼓励大众创新，支持中小微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于中国的稳定增长、促进就业和增加税收非常重要。世界银行实施了十多年的全球治理指数中的政府监管质量子指数只是衡量不同国家和地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效果的一个参数，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我们以2013年台湾、日本、韩国三个东亚发达经济体和主要发达国家的监管质量得分为目标，以建国一百周年为参照，制定了提升中国监管质量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以2013年主要发达经济体监管质量平均评价结果作为建国一百周年中国监管质量的目标和参考，可以制定出到2049年提升中国监管质量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结果显示，2013年中国的监管质量在全球排名第121位，明显低于巴西和印度尼西亚，远低于同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第87位。这表明中国在提高监管质量，即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面仍有很大潜力，这也是中国后发优势的一部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的监管质量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这也表明中国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面的力度不够，效果不明显。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寻找切实有效的方法和途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从1996年到2013年，借鉴澳大利亚和韩国的经验，32个主要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监管质量年均提高速度最快(年均分别提高0.74%和0.67%)，如果在未来30年内每年能够提高1%左右的监管质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中国的监管质量得分有望达到80%左右。到2013年达到甚至超过大多数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在中国过去3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再创世界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当然，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所依赖的参数具有相当大的主观因素，其客观性有待进一步提高，其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特点的反映可能并不十分准确或充分。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世界银行的评价模型，研究和改进模型的方法，提高其客观性，细化各子指标的相关参数，进而更好地反映我国的实际情况，从而更好地指导我国监管质量的提高和国家治理的其他方面。同样，一个更加客观的监督质量评价模式将成为中国软实力的一部分，这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国家治理领域的话语权。

(作者是上海银监局副局长)